半个世纪前的立法，其现实意义不仅没有消磨，反而愈发突出。

相比西方主要服务于选举政治的政党形态，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出了自己的政党发展道路，在政治实践中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将人民意志上升为党的方针、政策，再通过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通过法治保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效实施等实现路径，指引法治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形成了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

特别是在自由主义法理学的语境下，主张法无禁止皆为自由之地，公权力对个人权利行使的干涉应当受到法律的节制，从而将法律与道德的界限通过个人主义的哲学固化，使法律对道德的介入仅仅停留在形式上。所谓稳预期，强调法律作为一种在其效力范围内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规范，人人都要遵从法律的普遍性指引，从而使得遵守法律和违背法律的后果可以预期，使现代社会陌生人之间的交往有了可信赖的基础。要注意研究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习近平法治思想从根本上对上述西方法理学思潮进行学理性超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中国化的最新发展。通过注重提升立法、司法、执法环节的效率，强调案结事了，综合运用多种手段调节社会矛盾，使得法治能够迅速回应社会变化，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而没有以高成本的法治运行加重社会治理负担。

在此基础上，在国家治理层面，法治和德治的内在勾连也被进一步割裂，理性个人之上的自由成为法治的前提假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刑法谦抑主义进一步被扩张为私人领域的自由意志主义，诞生了规范分析法学派等强调将法律问题的讨论局限在制定法范围内的理论主张。与之不同，中国法治注重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在个体自由的基础上也强调集体主义的价值观，这决定了我们更追求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个案正义与社会正义、法律正义与民众朴素正义观的兼顾，从而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习近平法治思想明确指出，必须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

另一方面，习近平法治思想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中国化理论的再发展，也从普遍意义上为法治现代化提供了一条全新的理论路径。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参与国际治理，也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国际规则体系的制定中去，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规则的变革。习近平法治思想对法治问题作出系统全面的理论阐述和高屋建瓴的哲学建构，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中国化的最新发展。因此，习近平法治思想强调要运用多种手段的综合治理，而不单纯迷信法律，使法律体系作为国家制度体系的一部分，与多层次、多维度的制度体系相互依存、相互配合，共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两个大局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法理学迫切需要进行新一轮理论创新运动，用以指导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有效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面向新时代，构成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二）进一步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阶级内涵 从法的本质来说，法律首先是阶级意志的体现。

在传统中国社会，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调节从来不能脱离天理和人情的因素孤立地存在，正是天理与人情所架构的公平正义价值取向，决定了良法善治的必然走向。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幅员辽阔、多民族聚合、城乡二元结构等差异客观存在的大国，本身在治理上就存在多元性与统一性的张力。（一）打破了西方法理学中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分离的范式 西方法理学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讨论源远流长，从《安提戈涅》中呈现的自然法与实证法之争，到晚近的哈特与富勒的学术争辩，逐渐经历了自然法形式化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对人民负责、对社会主义事业负责，有铁的纪律、严的组织，强调党员的信仰和忠诚，接受人民的监督，这一切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在法治运作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同于西方政党。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7年，是法治初创阶段。这种学理发展对实践的鲜活指导证明，西方国家的法治现代化道路并非法治的必由之路，各国完全有可能在自身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国情的基础上探索适合自身政治实践的法治现代化路径。这些作为一个整体构成我们所说的国家，国家机器与社会体系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其次，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一般法理学的理论意义，还需要进一步明辨其对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理论继承与发展。

从自由主义法律意识形态到法律实证主义及其各种变种的这一系列西方主流法理学思潮，包括但不限于将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相分离的法律形式主义范式，主张事实与价值二分的实证主义法学和建立在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基础上的自由主义法学，均发端于资产阶级革命，有着深刻的文化历史背景，对西方近现代资产阶级法治的构建产生了深远影响，并随着西方国家的全球扩张在世界范围内成为法学的主流话语体系，也对中国法学理论的建构产生不小影响，被一些西方普世主义的拥趸奉为圭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深刻反思了法律规范与价值判断相分离带来的危险，以富勒为代表的新自然法学派和以哈特为代表的实证分析法学派多次展开学术辩论，一度被认为出现了自然法复兴的趋势。

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四、作为法治现代化全新理论路径的习近平法治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和人治问题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因此，西方法治呈现出注重形式正义、注重个案正义、注重法律正义的特征，法律成为对个人权利的确定和保护机制，民众的朴素正义观并非法律必然追求的目标价值，而更多是作为补充性的原则性考量。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西方国家总体上仍然主导着全球治理和世界秩序，中国的快速崛起必定要面临既有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的限制，尤其是受到美国等西方大国的钳制。随着西方势力在全球的扩张，这种产生于西方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的理论话语成为普世话语体系的一部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础是广大的工人和农民，西方的国家与社会理论根本无法解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主义法治作为无产阶级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属性就明确下来。虽然部分道德因素也为法律规范所吸收，或通过公序良俗等条款被形式化，从而在处理疑难、争议案件时发挥适当调节性作用，但法学界以规范分析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强调法律规范系统的封闭性，与社会上将道德领域私人化、个性化的风潮相呼应，试图打造法律的独立领地。

中国必须以法治方式应对霸权挑战，用规则说话，靠规则行事，维护我国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维护我国企业和公民合法权益。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把握到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变化，对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关于国际体系的认知进行了新的发展。

只有全面依法治国才能有效保障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规范性、协调性，才能最大限度凝聚社会共识。因此，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制度化、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

此后，从强调以法治国到注重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内在关系，将依法治国写入宪法，进而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法治作为治国的基本方式而非手段，日益突出其本体性特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使得党的领导成为中国法治建设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价值属性的保障。

西方中心主义论者试图将这些特殊语境下产生的前提假设演变为现代法治的普遍内涵或必然要求，这显然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所认知的法的本质。一方面，政府的治理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前提和人民利益的兜底性保障。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基本原理唯有在与中国不断发展变化的、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相结合之后，才展现出不断发展和不断创新的面貌。执法司法中万分之一的失误，对当事人就是百分之百的伤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对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的强调，正是认识到现代社会的价值不完全包含在形式化的法律规范之中，法律仍然有着鲜明的价值属性。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治理更要求我们超越西方的国家与社会理论下的形式主义法治理论，维护社会底层的生存和发展权，而不是任由资本集团在形式平等的外衣掩护下肆意利用资本优势扩大不平等，乃至干预政治或控制社会。

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出后，法学界掀起了学习和研究的热潮，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提出背景、主要内容和重大意义等问题展开系统深入的解读，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宣传、研究和阐释产生了积极影响。后一种情况很大程度上与法治不彰有关。

由此可见，深入展开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法理学解读，真正从学理上确立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的、新时代的法治建设指导思想的地位，进而做好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系统性建构、学理性解读和学术性阐述，无疑是当前和今后法学界，特别是法学理论界所面临的迫切任务。本文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深入阐述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法理学特征，特别是深入剖析其对西方法理学的学理性超越和对中国现代法理学的学理性发展，探索其对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理论意义，以及其在一般理论意义上对探索法治现代化新路径的重要指导价值。

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侧重于分析法律作为统治工具的工具性价值，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也更突出法律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功能。除了这些直接的阐述，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很多方面都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法治文明精髓的吸收和转化。法治作为一种抽象性的、普遍适用的治理手段，能够为这种社会关系的调节提供保障、促成协作，是一种有效的现代化治理范式。19世纪以来，随着个人价值的觉醒和宗教改革的推进，自然法的高级法地位逐渐难以维系，主张将法律与价值判断分离的实证主义法学派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进一步将法律规范的讨论限定在实定法的范围，排除其背后的价值判断争论，坚守价值中立的立场，法律因此变成一种简单的标准选择，从而排除善恶之争。

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推动经济发展进程加速，但不同地域的发展差异开始形成，这种时空异质性更进一步决定了中国不能完全采纳国家法的独占治理，而需要同时借助道德、习惯、政策等多元规则的力量。也正因此，道德、习俗可以作为制定法的平衡器，使得多元主义的治理成为变革中国的定海神针。

因此，要澄清这些错误，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真正入脑入心，就必须对这些西方主流法理学思潮进行严肃的理论反思，进而真正理解和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指导意义，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从政治自觉推向理论自觉和思想自觉。但是，如果将法律与价值强行分离，缺失了价值内核的法律就会变成一种冰冷的、远离民情的刻板规范，面临调节失衡的危险。

党的领导本身既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也是人民利益的有力保障，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至今，进入全面依法治国的新阶段。